为了写这篇记者眼，我去翻了三年前写的一篇杂记，重温了一些快要被我忘掉的事情。有时候觉得仅仅从学理上探讨抑郁症挺避重就轻的

（点击阅读《萧易忻 社会学如何理解抑郁症》）

，但真正要书写经验又非常痛苦。

【资料图】

读本科的后两年我经常往医院心理科跑。挂不上号的情况偶尔发生，这时我就得在诊室外面坐一下午等加号，因此也见识了很多世相。

来这里的人远比我想象的要多，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沉默地盯着手机，家长的眼神里也带着迁就。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，他们操着江浙口音，谈论自己的见解。“现在的小孩啊，就是被手机害了。我们读书的时候哪儿有手机啊，他们成天到晚看。”一位母亲锁上自己的手机屏幕后总结道。

“这个毛病啊，还是要自己看得开。她就是工作上压力也大，回家来也有压力，就扛不住。”陪妹妹来医院的哥哥这样说。兄妹俩都已届中年。在开着暖空调的室内，哥哥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，但依然热得脸上冒汗。他谢顶，尤为健谈。

妹妹则要寡言一些。她染着栗色的头发，扎成马尾，穿浅驼色的毛衣，镶着水钻的金属耳环闪着亮光。这位中年女人先打电话督促孩子做功课，之后和邻座一位刚拿到检测报告的男孩聊起天：

“你看完了？”她问。

“见了医生一会儿，之后给她看测量结果。这个看不好吧。”男孩说。

“看得好的，我第二次来了。我对自己有信心。”

“你就来了一次就开心了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女人笑着，门牙有些凸出。“你为什么来的？不开心啊？”

“我就是不开心。”男孩把写着测量结果的纸卷起来，敲打座椅扶手。

之后男孩走进诊室。女人打开手机玩消消乐，音效提示她消去了三个水果。

男孩和他的父亲看上去像很久没有理发，他们乘飞机赶来上海。父亲肤色黝黑，灰扑扑的裤脚下是一双簇新的旅游鞋。他和医生说想在这里做长期的心理咨询，医生则觉得他们住得太远不方便。父亲急忙保证他们可以一个月来一次：“我们坐飞机过来，很快的。”医生说这样不可行，让他再考虑一下，听听孩子的意见。

下一位患者已经进来，父亲只得退出。

而在诊室外，医生的同事又转来一位病人。助理让这位女生加号，在外面候诊。此时是下午4点半，门诊已经熄灯，大部分科室已经下班。只有临床心理科的走廊里坐满了人，一位从浙江来的母亲说，他们上次轮到看病是晚上7点。

在那篇杂记的最后，我说有机会的话想写一写心理科诊室门外的一千种人生。写关于心理疾病的名词如何舶来并在中国扎根，更重要的是写诊室外两代人的相遇，在转型的割裂下这些热切而朴素的中年人如何拼命奔跑，或是希望解决自己的困惑，或是希望跨越巨大的裂痕，追上自己的孩子。

其实生活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么快乐，它充满了琐碎、郁闷和焦虑。然而我们似乎都不太擅长与这些情绪相处。我们被教导要乐观积极，急于摆脱悲伤，拥抱快乐。

不快乐也可以。记得咨询师有一次和我说：“对于那些逝去的东西，我们哀悼它。”哀悼意味着什么呢？也许是一个容纳悲伤的仪式，安放那些沉重的、颗粒度更细的情绪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说法是，“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，而是生命力。”希望我们都能尝试着允许好事和坏事在自己身上发生，并相信自己能生长出力量去接纳它们。